權利擴張使百姓不能安住
2011-08-24 10:47:53 來源：亞太博宇
富豪的移民無非是對自身潛在利益的擔憂，一方面源于自身不可深究的發(fā)跡史，一方面源于變幻莫測的國內政策環(huán)境，其實質是骨子里的不安不得不離開生于斯長于斯的故土；而那些被迫離鄉(xiāng)背井的工程移民更是喪失了物質利益，充滿了對明天的擔憂。二者在本質上都是權利擴張的受害者……
工程移民演的是舍小家為大家
歷史上的移民，往往是底層社會，是貧窮到無法生活下去的地步。
眼下，正流行著一種"舍小家為大家"的大規(guī)模的移民工程。在中國，水庫與移民似乎永遠相伴而生，建水庫必先移民。
2003年國家頒布丹江口庫區(qū)停建令，國家、集體和個人都不允許在庫區(qū)投入建設，準備隨時啟動搬遷和移民工程。由此很多移民的生活條件和發(fā)展狀況受到嚴重制約。"停建令"停止基礎設施投入，庫區(qū)人出現了吃水難、用電難、出山難等一系列問題，用當地的村干部的話來說，全國各地的農村都在改革開放，在這里完全看不到，成了"最落后的部落"。"北京一杯水，移民幾滴淚。"是對庫區(qū)人民狀況的描述，庫區(qū)人民為南水北調犧牲太大了，與此同時，庫區(qū)的特殊也造就了新名詞--移民標本。
丹江口庫區(qū)農村移民總搬遷人數為16.2萬人，目前已經累計搬遷14.56萬人，計劃在10月底前全部完成移民搬遷。這場大規(guī)模的移民潮，僅南陽市就涉及11個鄉(xiāng)鎮(zhèn)、168個村，預計被淹土地21萬畝。加之湖北等地，總計34.5萬人因調水工程離開故土。實際上，南水北調工程的搬遷強度，超過了三峽工程。三峽庫區(qū)農村移民近40萬人，先后搬了18年，年均搬遷2萬多人。而南水北調工程的34.5萬移民搬遷，卻要在短短的兩年多內完成。這在世界水利工程史上絕無僅有。通水后，丹江口水庫大壩將由原來的162米加高到176.6米，水位要從157米提高到170米，水庫上游地區(qū)需要淹沒面積144平方公里。
富豪移民玩的是身份游戲
此次大規(guī)模的移民工程不免讓人想到，《2011私人財富報告》顯示，2010年中國可投資資產1千萬元人民幣以上的人群（簡稱高凈值人群）數量達50萬人，共持有可投資資產15萬億元人民幣。與此同時，近60%的人士表示，已經完成投資移民或有相關考慮。個人資產超過一億元人民幣的企業(yè)主中，27%已經移民，47%正在考慮移民。目前，中國正成為世界上最大移民輸出國，約有4500萬華人散居世界各地，流失的精英數量居世界首位。加拿大、美國與澳大利亞是投資移民流向最多的地區(qū)。相反，與大陸精英、富豪流向海外的龐大數目相比，外籍人士移民到中國的數字卻幾乎可以忽略不計。而通過辦投資移民帶走的財富，僅2009年大陸就有3000人投資移民到美國和加拿大，其投資總額超過了80億元人民幣。我們正在重演俄羅斯1990年代末期的富豪"逃亡潮"。
富豪移民本就是一本經濟賬，包含著太多的打量。以創(chuàng)造財富為己任的經濟精英群體，如今卻不得不以追逐安全系數為己任。
總結來看，第一次移民潮發(fā)生在1979年到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以國家公派為主，同時有海外團聚、探親與留學；第二次移民潮發(fā)生在90年代中期到2003年間，以技術移民為主。目前大陸正在經歷改革開放后第三次海外移民潮，以投資移民為主要形式。這第三次浪潮開始于中上經濟階層。過去數年，中下階層將余錢投放于銀行賬戶與股市；中等階層增加的一個方向是投資房地產以及炒蒜；而中上階層在資產組合中擁有另一個避險途徑：綠卡或者是移民。年齡結構大多在35-45歲之間。既有眾多從事實業(yè)、服務業(yè)而發(fā)達的企業(yè)主，也有靠炒股和投資房產完成財富積累的年輕人。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，1萬8千名不法黨政干部、事業(yè)企業(yè)高官，駐外中資機構，公安司法干部等，總計攜款8千億元人民幣外逃。雖然這些人在大陸總人口中只占很小的一個百分比，但這樣的人口統(tǒng)計學數據代表了這個國家經濟、政治和文化的未來。
富人移民仿佛是與各國或地區(qū)政府玩一種"身份游戲"，通過獲得某國的移民資格，享有該國提供的一些好處和行動便利；同時，也不會放棄在中國的種種利益。這猶如給自己買了一份額外的保險。但這對中國來說，則失去了一份保險。鄧小平當年花大力氣倡導的"允許一部人先富起來"的國策，本是希望終能"先富帶動后富，最后共同富裕"。但現在一部分人是先富了起來，但然后，他們走了，大群大批的走。
移民本是經濟活動中的權利擴張
無論是暗流潛涌的乖張富豪移民，還是浩浩蕩蕩的被迫流離，我們可以感知這背后的無形調節(jié)的手。以創(chuàng)造財富為己任的精英群體果斷的選擇以維護追逐安全系數為己任，不能不反應出背后的變化。難以啟齒的發(fā)跡，變幻莫測的外部環(huán)境，以及所謂的異鄉(xiāng)他國的自由性與安全性的信用，因此，逃離無遺成為了成本最低、風險較低的可行性路線。但是，作為經濟現代化的主力和關鍵，富豪的逃離使經濟現代化由于缺乏內在引領而陷入不規(guī)則推進的風險。同時留下的巨大空白地卻加速了流出地的貧瘠。我們熟知的鄂爾多斯，這個內蒙城市便是如此。
但，當我們正視這一群體性的沖動時，這些人也就成為了鞭撻的對象，忘恩負義、數典忘祖。在先富后無視資源、市場的破壞，環(huán)境的污染甚至惡化，義無反顧的選擇離開從道義上講，便容不得，也就難免各種仇視想象的產生。而這些工程移民的背后人們，被迫離開故土，也就成為了再次成為了經濟活動中的受害者，一方面，關系與親情連根拔起；另一方面，即使是在移入地多年也無法真正"融入"。這種兩頭無根現象即使給齊了一系列的保障，又當如何？更何況這些"保障"諸多時候又遲遲無法兌現和落實呢！
總的來說，富豪的移民無非是對自身潛在利益的擔憂，一方面源于自身的發(fā)跡，一方面源于變幻莫測的外部環(huán)境，而其實質還是骨子里的不安，無所謂好的教育資源、醫(yī)療科學、社會保障；而工程移民卻是對社會管理的真正考驗。二者在本質上都是權利擴張的受害者。
鑒古觀今還需做好兩點審視
如果政治果能清明，相信中國大地必然也是藏龍臥虎，有大批德才兼?zhèn)渲坎赜诿耖g，澄清吏治并非艱難之事。古語說："觀今宜鑒古，無古不成今"?；剡^來看這些問題，我們發(fā)現，背井離鄉(xiāng)的背后骨子里都有種不安感，而這種不安于富豪移民來說，是一種財富原罪感；于工程移民來說，一方面是"為大家"，另外也隱含了諸多移入地的陌生以及各種保障的落實和兌現。因此，移民問題要回歸其出發(fā)點，我們的父母官應至少做到兩個方面的審視吧：
一、更加寬泛的社會流動機制。尋求良性的社會流動循環(huán)；我們正處于經濟結構調整，產業(yè)轉型，政治改革迫在眉睫之時，而這一時期，底層社會的移民現象更加頻繁；而富豪階層的移民所占總人口比例雖不是很大，但其掌握著的國家財富卻令人驚嘆。由此，我們便可發(fā)現，多年來呼吁的中產階層似乎"退出"了。倘若這一問題沒有得到有效解決，無論是對內需還是轉型致命的打擊；因此，轉型期間對于社會、階層的流動性改善無遺是一次良機；
二、回歸并推行圣賢、傳統(tǒng)教育。從美國等西方國家來看，其早期的經濟發(fā)展有很多原罪問題，而美國政府是通過法律稅收制度來鼓勵發(fā)財的人做慈善，鼓勵他們合法化。其實，如果換一鐘方式，充分發(fā)揮企業(yè)家和富豪的慈善與公益行為，這會是一個雙贏。而實際上，從中國傳統(tǒng)的士、農、工、商而言，"積金千兩，不如明解經書"，放下聲色犬馬的生活，專于一心讀讀傳統(tǒng)經典《貨殖列傳》、《鹽鐵論》等等，明了大道，明白財富與修行積德行善的關聯(lián)，又何苦怕天怕地怕不安呢？
再回身想想，倘若一個地區(qū)，一個父母官推行圣賢、傳統(tǒng)文化與教育，其所轄地區(qū)會有諸多的社會管理問題嗎？相反，倘若我們置身事外，我們就能有求必應了嗎？我想，是不會的！
在此，亞博愿與天下志士共渡此程，愿修善行德之士福德圓滿！
工程移民演的是舍小家為大家
歷史上的移民，往往是底層社會，是貧窮到無法生活下去的地步。
眼下，正流行著一種"舍小家為大家"的大規(guī)模的移民工程。在中國，水庫與移民似乎永遠相伴而生，建水庫必先移民。
2003年國家頒布丹江口庫區(qū)停建令，國家、集體和個人都不允許在庫區(qū)投入建設，準備隨時啟動搬遷和移民工程。由此很多移民的生活條件和發(fā)展狀況受到嚴重制約。"停建令"停止基礎設施投入，庫區(qū)人出現了吃水難、用電難、出山難等一系列問題，用當地的村干部的話來說，全國各地的農村都在改革開放，在這里完全看不到，成了"最落后的部落"。"北京一杯水，移民幾滴淚。"是對庫區(qū)人民狀況的描述，庫區(qū)人民為南水北調犧牲太大了，與此同時，庫區(qū)的特殊也造就了新名詞--移民標本。
丹江口庫區(qū)農村移民總搬遷人數為16.2萬人，目前已經累計搬遷14.56萬人，計劃在10月底前全部完成移民搬遷。這場大規(guī)模的移民潮，僅南陽市就涉及11個鄉(xiāng)鎮(zhèn)、168個村，預計被淹土地21萬畝。加之湖北等地，總計34.5萬人因調水工程離開故土。實際上，南水北調工程的搬遷強度，超過了三峽工程。三峽庫區(qū)農村移民近40萬人，先后搬了18年，年均搬遷2萬多人。而南水北調工程的34.5萬移民搬遷，卻要在短短的兩年多內完成。這在世界水利工程史上絕無僅有。通水后，丹江口水庫大壩將由原來的162米加高到176.6米，水位要從157米提高到170米，水庫上游地區(qū)需要淹沒面積144平方公里。
富豪移民玩的是身份游戲
此次大規(guī)模的移民工程不免讓人想到，《2011私人財富報告》顯示，2010年中國可投資資產1千萬元人民幣以上的人群（簡稱高凈值人群）數量達50萬人，共持有可投資資產15萬億元人民幣。與此同時，近60%的人士表示，已經完成投資移民或有相關考慮。個人資產超過一億元人民幣的企業(yè)主中，27%已經移民，47%正在考慮移民。目前，中國正成為世界上最大移民輸出國，約有4500萬華人散居世界各地，流失的精英數量居世界首位。加拿大、美國與澳大利亞是投資移民流向最多的地區(qū)。相反，與大陸精英、富豪流向海外的龐大數目相比，外籍人士移民到中國的數字卻幾乎可以忽略不計。而通過辦投資移民帶走的財富，僅2009年大陸就有3000人投資移民到美國和加拿大，其投資總額超過了80億元人民幣。我們正在重演俄羅斯1990年代末期的富豪"逃亡潮"。
富豪移民本就是一本經濟賬，包含著太多的打量。以創(chuàng)造財富為己任的經濟精英群體，如今卻不得不以追逐安全系數為己任。
總結來看，第一次移民潮發(fā)生在1979年到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以國家公派為主，同時有海外團聚、探親與留學；第二次移民潮發(fā)生在90年代中期到2003年間，以技術移民為主。目前大陸正在經歷改革開放后第三次海外移民潮，以投資移民為主要形式。這第三次浪潮開始于中上經濟階層。過去數年，中下階層將余錢投放于銀行賬戶與股市；中等階層增加的一個方向是投資房地產以及炒蒜；而中上階層在資產組合中擁有另一個避險途徑：綠卡或者是移民。年齡結構大多在35-45歲之間。既有眾多從事實業(yè)、服務業(yè)而發(fā)達的企業(yè)主，也有靠炒股和投資房產完成財富積累的年輕人。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，1萬8千名不法黨政干部、事業(yè)企業(yè)高官，駐外中資機構，公安司法干部等，總計攜款8千億元人民幣外逃。雖然這些人在大陸總人口中只占很小的一個百分比，但這樣的人口統(tǒng)計學數據代表了這個國家經濟、政治和文化的未來。
富人移民仿佛是與各國或地區(qū)政府玩一種"身份游戲"，通過獲得某國的移民資格，享有該國提供的一些好處和行動便利；同時，也不會放棄在中國的種種利益。這猶如給自己買了一份額外的保險。但這對中國來說，則失去了一份保險。鄧小平當年花大力氣倡導的"允許一部人先富起來"的國策，本是希望終能"先富帶動后富，最后共同富裕"。但現在一部分人是先富了起來，但然后，他們走了，大群大批的走。
移民本是經濟活動中的權利擴張
無論是暗流潛涌的乖張富豪移民，還是浩浩蕩蕩的被迫流離，我們可以感知這背后的無形調節(jié)的手。以創(chuàng)造財富為己任的精英群體果斷的選擇以維護追逐安全系數為己任，不能不反應出背后的變化。難以啟齒的發(fā)跡，變幻莫測的外部環(huán)境，以及所謂的異鄉(xiāng)他國的自由性與安全性的信用，因此，逃離無遺成為了成本最低、風險較低的可行性路線。但是，作為經濟現代化的主力和關鍵，富豪的逃離使經濟現代化由于缺乏內在引領而陷入不規(guī)則推進的風險。同時留下的巨大空白地卻加速了流出地的貧瘠。我們熟知的鄂爾多斯，這個內蒙城市便是如此。
但，當我們正視這一群體性的沖動時，這些人也就成為了鞭撻的對象，忘恩負義、數典忘祖。在先富后無視資源、市場的破壞，環(huán)境的污染甚至惡化，義無反顧的選擇離開從道義上講，便容不得，也就難免各種仇視想象的產生。而這些工程移民的背后人們，被迫離開故土，也就成為了再次成為了經濟活動中的受害者，一方面，關系與親情連根拔起；另一方面，即使是在移入地多年也無法真正"融入"。這種兩頭無根現象即使給齊了一系列的保障，又當如何？更何況這些"保障"諸多時候又遲遲無法兌現和落實呢！
總的來說，富豪的移民無非是對自身潛在利益的擔憂，一方面源于自身的發(fā)跡，一方面源于變幻莫測的外部環(huán)境，而其實質還是骨子里的不安，無所謂好的教育資源、醫(yī)療科學、社會保障；而工程移民卻是對社會管理的真正考驗。二者在本質上都是權利擴張的受害者。
鑒古觀今還需做好兩點審視
如果政治果能清明，相信中國大地必然也是藏龍臥虎，有大批德才兼?zhèn)渲坎赜诿耖g，澄清吏治并非艱難之事。古語說："觀今宜鑒古，無古不成今"?；剡^來看這些問題，我們發(fā)現，背井離鄉(xiāng)的背后骨子里都有種不安感，而這種不安于富豪移民來說，是一種財富原罪感；于工程移民來說，一方面是"為大家"，另外也隱含了諸多移入地的陌生以及各種保障的落實和兌現。因此，移民問題要回歸其出發(fā)點，我們的父母官應至少做到兩個方面的審視吧：
一、更加寬泛的社會流動機制。尋求良性的社會流動循環(huán)；我們正處于經濟結構調整，產業(yè)轉型，政治改革迫在眉睫之時，而這一時期，底層社會的移民現象更加頻繁；而富豪階層的移民所占總人口比例雖不是很大，但其掌握著的國家財富卻令人驚嘆。由此，我們便可發(fā)現，多年來呼吁的中產階層似乎"退出"了。倘若這一問題沒有得到有效解決，無論是對內需還是轉型致命的打擊；因此，轉型期間對于社會、階層的流動性改善無遺是一次良機；
二、回歸并推行圣賢、傳統(tǒng)教育。從美國等西方國家來看，其早期的經濟發(fā)展有很多原罪問題，而美國政府是通過法律稅收制度來鼓勵發(fā)財的人做慈善，鼓勵他們合法化。其實，如果換一鐘方式，充分發(fā)揮企業(yè)家和富豪的慈善與公益行為，這會是一個雙贏。而實際上，從中國傳統(tǒng)的士、農、工、商而言，"積金千兩，不如明解經書"，放下聲色犬馬的生活，專于一心讀讀傳統(tǒng)經典《貨殖列傳》、《鹽鐵論》等等，明了大道，明白財富與修行積德行善的關聯(lián)，又何苦怕天怕地怕不安呢？
再回身想想，倘若一個地區(qū)，一個父母官推行圣賢、傳統(tǒng)文化與教育，其所轄地區(qū)會有諸多的社會管理問題嗎？相反，倘若我們置身事外，我們就能有求必應了嗎？我想，是不會的！
在此，亞博愿與天下志士共渡此程，愿修善行德之士福德圓滿！
